(一)技术路线选择:以赋能千行百业为核心的应用驱动
相较于美国围绕大模型形成的技术路径锁定，中国在技术路线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，尤其是在国家层面的政策话语中，对什么是AGI的直接讨论相对有限，更多强调人工智能的产业化与应用落地。这一现象可以从制度性协调角度加以理解:在技术路径高度不确定且具有潜在战略风险的条件下，避免过早锁定单一路径，成为一种理性的制度选择。
中国通过国家级规划明确AGI发展方向，同时保持技术路径的开放性，向市场释放方向明确、路径开放的战略信号。在“十五五”规划(2026一2030)纲要中，首次在国家级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多模态、智能体、具身智能、群体智能等技术创新，探索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。20在2025年8月发布的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中提出，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，加快形成人机协同、跨界融合、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。到2027年，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、产业发展等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。2中国通过高层规划，明确将通用人工智能列为长期发展目标，从而为地方政府、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创新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禀赋结合市场需求，探索不同的AGI实现路径创造了顶层政策指引。
中国基于自身产业发展特点和需求，支持大模型、行业模型、具身智能、类脑计算等多种技术路线并行发展，以分散试验的方式构建知识冗余与风险对冲机制。这种安排不同于单一路径的“突破导向”，而是一种典型的“风险对冲机制”，政府不预先界定哪种技术路线是“最优路线”，而是交由市场和多元主体在应用中自主选择与验证。”在当前技术条件下，是否能够通过单纯提升算力实现AGI仍然是一个未知数，而且人工智能目前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，耗费巨大且风险较高。与美国依靠成熟的资本市场获得巨大融资不同，中国依旧缺乏风险资本，只能探索一条“低成本、高适配、强落地”的差异化路径。